鲁迅日记中多次提及过的汕头人

—与书籍收藏家杨冠珊老先生一席谈
文/陈碧霞

    鲁迅先生曾在日记中多次提及的杨冠珊老先生把自己收藏多年的大部分书籍、名人名画和信札捐献出来，表现出一个老知识分子一片赤诚之心。
    杨冠珊（名树华）老先生，是一位有几十年教龄的退休老教师。他自幼笃爱藏书，一生嗜书如命。藏书中多为新文学书刊和明清的线装本，在抗战前曾多达10000册，可惜在战乱和文革中三遭劫难，散失殆尽。后又再收集，现藏书中珍本、善本、孤本颇多，是汕头特区藏书界有名的老一辈。自1994年至今年上半年以来，杨老师把2078册书和一部分的名人书画、信札捐赠给汕头特区澄海市图书馆，还把价值1000美元的《弘一大师全集》送汕头市图书馆馆藏。此外，他还曾在一批珍本、绝版书和1000多份名人信札赠给北京现代文学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也收藏有他赠的一些古代字画。杨老师捐藏书一事在汕头文化界传为美谈。这笔宝贵的文史资料凝聚了这位古稀老人一生的多少心血！在金秋来临之际，记者拜访了这位捐书的老藏书家。
    走进杨老师简朴书房兼起居室的小屋，老人正坐在藤椅上看当天的报纸。虽患有严重的眼疾，杨老仍坚持每天用放大镜看书读报。他订阅的6份报纸中便有《人民日报》的海外版。虽已86岁高龄，老人仍不忘关心天下大事。老人一头疏朗的白发，精神矍铄，也很健谈，思路严密，谈吐清晰。老人告诉记者，除了一些他还常看的书，其他的大部分藏书已送走了。
    “以前这阁楼上、床底下都堆满了书本，都是好书啊！费了不少周折和心血才一本一本收藏起来。书本是记录历史的，也是一种文化，不是私有财产，它是属于公众的，只有拥有更多的读者，书的价值才真正得到体现。我已经86岁了，这些书若是在身后流散，太可惜了！让这些书发挥它最大的作用，是一个真正爱书的人所应该做的。”

收藏家杨冠珊老人与孙女在家中书房

    “我老家在澄海上华冠山，我把大部分的藏书捐给澄海图书馆，也算是我对家乡的一份心意吧！我保留的名人书画和信札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史资料，更应该让国家来保存。”老人几句感人肺腑的真诚话语不由令人肃然起敬。这些宝贵的书和文史资料或许可以用金钱来估量，然而老人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文化保存的强烈的责任感却是无价的。
    谈话中，杨老感慨万千地回忆起他与鲁迅先生通信的经过。
    “那时我才十五六岁，是汕头市友联中学初三的学生。我当时已如痴如醉地喜欢上文学，订阅和购买大量的新文学书刊，并创作了一些诗文。我最喜欢阅读鲁迅先生的作品，长期订阅先生主编的《莽原》、《未名》、《语丝》等刊物，还邮购先生的《热风》、《华盖集》等作品集。”1927年，杨老怀着无限敬佩的心情先后4次给鲁迅先生写信，谈谈他对新文学的看法，并向鲁迅先生请教写作。鲁迅先生百忙之中仍谦逊热情亲自回复了这位爱好文学追求进步的少年的信。“还认真地修改了我寄去的习作，在回信中鼓励我学新文学，敢写真实的人生。先生还送书和赠像给我，先生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我永生难忘！”这段事鲁迅先生在1927年2至6月的日记中曾7次提到，当时杨老的名字为杨树华。近70年过去了，当年朝气向上的少年现已古稀，但每每谈起此事，老人总是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他反复强调先生关心、爱护和培养青年人的伟大精神对他的一生产生的深刻影响。在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中，杨老师铭记先生的教导，勤勤恳恳地教书育人。
    接着，老人便兴致勃勃地讲起他读书和藏书的大学生活。“1930年秋，我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法律系。大学4年中，我没玩过。秦淮河父子庙的歌场不知多有名，也没去听过。天天坐在图书馆里，看书做读书笔记。同学开玩笑地叫我‘斋姨’。为了能看到好书，我常常义务帮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干一些杂货，借此可以进书库找好书。”当时的南京大学集中了各学科的名家：马寅初、吴梅、徐悲鸿、徐志摩等。修法律系的杨老却热衷于钻研文史，尤其迷恋古典文学，曾求教于词典学家吴梅等人。在这些名师的指导下，他开始专心致志地博览群书和有目的地藏书。“大学期间，受郑振铎、赵景深、谢国桢等名师的指点，我收藏的书籍文化品位更高，更为系统化。当时的上海、北京、广州的文学书很多，我设法购买收藏和阅读。我游历了全国各地，每到一处第一件事便是逛书店。我还通过美国COD的渠道购买外文书。抗战前，我的藏书已达10000多册。可惜在天下不太平的年代流失了，其中包括鲁迅先生的两封信，寄赠的11本著作，亲笔修改的文稿，明清二代的书，郭沫若先生、徐悲鸿老师、闻一多老师的字画和信札。”谈到已散失的书，老人痛惜不已。所以他不愿于让他的书分开了。让仅存的藏书完好无缺地与更多的读者见面，是杨老的最大心愿。
（杨冠珊老人于2001年8月去世，享年90岁。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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